百年黔庄，做好人，酿好酒
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事物都走在世界的前列，酒也是一样，有着它自身的光辉篇章。关于酒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不过，人们普遍认同的有猿猴造酒、 仪狄造酒 、杜康造酒三种。
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记载，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在猿猴的聚居处，多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至于这种类似“酒”的东西是怎样产生的，是纯属生物学适应的本能性活动，还是猿猴有意识、有计划的生产活动，那倒是值得研究的。要解释这种现象，还得从酒的生成原理说起。
酒是一种发酵食品，是由一种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养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含糖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品。当成熟的野果坠落下来后，由于受到果皮上或空气中酵母菌的作用而生成酒，是一种自然现象。
日常生活中，在腐烂的水果摊位甚至垃圾堆附近，也能常常嗅到由于水果腐烂而散发出来的阵阵酒味儿。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自然界中醉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酒”的液体析出。这样的结果，并未影响水果的食用，而且析出的液体—“酒”，还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供享用。猿猴居然能在不自觉中“造”出酒，这是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事情。当然，拔猴从最初尝到发酵的野果到“酝酿成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究竟漫长到多少年，那就是谁也无法说清楚的事情了。
通过考古发掘，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青铜器中已发现盛有酒。通过对我国原始文化遗址的发掘，无论是早期的仰韶文化，还是随后的龙山文化和良沽文化时期，都发现了盛酒用的陶器，这说明远在仪狄、杜康时代以前，我国已有了酒。而传说中的造酒始祖仪狄或杜康，则可兽面坟踌商晚期可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酿酒的工艺，提高了酒的醇度，使之更加甘美浓烈，从而使原始的酿酒，逐步演变成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酿造活动，更成了一种自觉的生产行为。
中国酿酒起源于农业生产，因为酿酒出现的先决条件是酿酒原料和发酵方式，只有占有了充足的酿酒原料，又学会了让原料转化为酒的酿造技术，才有可能酿出酒来。人类学会酿酒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社会发展的地区性不均衡走向，也使得酿酒技术在各个地区不可能同时产生。因此，探讨中国酿酒起源问题，必须首先从酿酒原料和发酵方式着手，并充分考虑人类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而后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从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酿酒主要使用谷物为原料，像糖蜜、兽乳和植物汁液这样可用于单发酵的原料在中原地区并不充足，因此，我国酿酒始源应从谷物原料的使用开始。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谷物用来酿酒，谷物品种多为粟（北方生产）和稻（南方生产），中国发酵酿酒一直使用这两大类谷物为基本原料。
有关我国古代最早使用谷物酿酒的情况，早期文献即有记载。《尚书·说命下》就说：“若作酒醴，尔惟麴糵。”麴，即现代所说的酒曲；糵，指谷芽，或指用谷芽培养而成的酵母。可见周人所云酿酒，均指谷物酿造。甲骨文中出土卜辞，常见“酒黍”并称，酒与谷物关联甚密。以谷物酿酒，是中国古代模式既定而又源远流长的酿酒体系。
以酿酒原料来区分不同的酿酒类型，并不是现代人才拥有的专利，我国古代已有科学的见解。《法苑珠林》这样说：“酒有二种：谷酒、木酒。谷酒者以诸五谷杂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茎叶果，用种种子果草杂作酒者是。”《蠡海集·事义类》指出：“酒因米曲相反而成，……惟椰浆及树汁，独不须酝酿，是自然之性也。”可见，古人深知谷物复式发酵酿酒与其它原料的单发酵酿酒有本质区别。
我国史前时代自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生产转化以来，谷物种植便得到持续发展，谷物成了先民们最主要的食物。只有种植的谷物出现剩余（这种剩余是指用于满足生存必须数量以外的剩余量），人们才有条件进行酿酒。由于在不同地区，农业发展进程有先后快慢之分，所以应该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首先学会酿酒。